【明報專訊】政府建議把山頂何東花園列為正式法定古蹟，獲得古物諮詢委員會一致支持。筆者是投贊成票的委員之一，認同何東花園有不能取代的歷史價值，不過擔心這價值並未能被政府演繹的官方歷史全面剖析，因為這裏牽涉以修正史觀重構歷史的問題。根據官方報告，何東花園的重要性在建築代表的「中國復興運動」以外，主要在於何東爵士本人，而花園得以在山頂興建，打破了港英早年規定華人不能在山頂居住的「種族歧視禁令」，促進了華人向上流動，因而十分重要。這是歷史的部分真實，卻不應是歷史的全部。
所謂「種族歧視條例」，泛指20世紀初頒布的《山頂區保留條例》、《山頂區居住條例》等，規定在海拔788呎以上的山頂區域只准非華人居住，獲港督批准的華人或傭人除外；此外，這類條例也包括19世紀末的一系列《歐人住宅區保護條例》，規定若干地段只能興建歐式建築。這些條例的官方理據是當時瘟疫橫行，非華人不習慣香港的熱帶天氣，需要山頂來呼吸新鮮空氣，實際上，自有其歧視成分。
然而作為中荷混血兒的何東獲准在山頂興建花園，並不應被簡單賦予民族主義演繹，這更反映了港英當局一如其他殖民地，經歷了建構本土精英的政策演變。不少評論強調何東早於1906年已獲准在山頂興建何東花園，其實何東家族那時建屋的地段在半山其他地方，建築也合乎西式風格，並沒有被視為挑戰殖民管治禁忌。反而在1908年，何東曾企圖租入首席按察司白吉特在山頂頂端比港督別墅位置更高的住所，白吉特本人同意，卻明確被當時的港督盧押否決，反映英國原來並沒有意欲賦予已成為香港首富的何東太特殊的社會地位。
殖民管治微妙改變
到了何東花園獲准在山頂道75號興建的1920年代，世界局勢才全然不同。一次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14點原則，各殖民地的自決呼聲開始萌芽，英國在各地的殖民管治開始了微妙改變，獲英國信任的本土精英被大舉宣傳為合作者。香港沒有類似印度土王、非洲酋長的角色，但身為混血兒的首富何東，無疑被歸類為此列。何東花園於1927年正式建成，改建自英商物業，批准何東「入主」山頂的港督金文泰，也是委任首名華人擔任行政局成員的港督，他是歷任港督當中著名的中國通，通曉普通話和廣東話，任內以解決省港大罷工為最大政績（何東在過程中也出了大力），並開始招募本土公務員，但這些動作的最終目標，只是要延續大英管治。
金文泰是極有遠見的，他在提出改善華人地位的同時，強烈建議英國永久佔領新界，看見威海衛歸還中國而擔心。而拒絕何東入主山頂的盧押，同樣曾建議英國提前把威海衛歸還中國換取永久佔領新界，可見何東花園的建立，只是配合了懷柔取代高壓的新政策。在1908年，盧押說「此宅高踞總督的山頂別墅，當然很具權威，如若任其租賃，無知華人反而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金文泰的新政自然不是說自此華人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只是把何東吸納進「英皇陛下的代表」之列而已。盧押的最重要經歷是管理尼日利亞殖民地，金文泰來港前曾任圭亞那署理總督，他們在香港的施政，都有處理這些地方民族問題的影子。
在海外案例，英國殖民政府依賴「以夷制夷」的精英，多是有西方血統，或受西方高等教育的本地人，並將之固化於社會高層，若爆發民粹革命，這些精英有時是被革命的對象。沒有出現民粹革命的，則大多歸功於這些精英有效扮演了社會中介角色，這角色像何東一方面要對大眾承擔社會福利、施加間接管治，另一方面卻要維繫管治階層和一般人的距離，並合理化殖民制度的潛在優越，加強社會上「分而治之」的分工。在山頂保護條例廢除前，由於何東幾乎是唯一一家在山頂居住的非歐裔人士，而當時以香港為大家庭總部的富豪極少，他的大宅也就肩負了代表本土精英接待外賓的責任，由昔日的蕭伯納到近代的老布殊均曾在此作客，令那裏也有了微妙的涉外功能。有趣的是，正正因為有了上述歧視條例，何東花園反而強化了何東的本土領袖角色。然而何東個人的社會流動，不一定等同華人的社會流動；他的山頂花園，也沒有令其他非歐裔人士得到相同待遇，才得以成為這階層在特定時空協助管治的象徵。
「以夷制夷」
值得注意的是，港英當局在建構本土精英的過程中，保留了建構種族的彈性。何東在1908年被拒購入山頂白吉特住宅時，被當時的行政局言明要當華人看待，但金文泰的港督批文，卻沒有清晰說明是特許這位「華人」居住，邏輯上，也可以說金文泰那時已不當這位混血兒是純種華人。換句話說，究竟混血兒是否洋人、四分之一混血兒是否華人這類問題，香港從來沒有「政策」決定，而是觀念建構主導的，何東本人常強調「中國根本沒有純種原住民」，並以此說服殖民當局，其實也是建構主義的民族觀。何東花園以中式樓閣出現於山頂，正是這種身分建構的一部分，自此這類中式為主、內部受歐式影響的建築，開始被樹立為管治精英的形象。學者羅永生研究與何東齊名的另一香港大老何啓時，形容他是「以民族主義促進與殖民主義合謀的香港精英」，何東何嘗不是如此？
殖民優越感和社會階級
何東花園應如何被保留固然值得關注，但假如不同觀點的殖民地歷史因為種種原因被按下不表，這更值得憂慮。回歸後的主流香港歷史，基本上屬於民族主義的線性史觀，認為華人經過不同形式的抗爭，逐漸從殖民者手中爭取到應有的地位，在這過程中何東等人作為香港大老，堪稱民族之光。但事實上，「以華制華」這類建構本土少數精英的政策，並不代表本土群眾得到認同；它鞏固了殖民優越感和社會階級，卻又不一定會引起群眾不滿；為何香港人一度貌似十分受落，一直是我們避而不談的盲點。不少前英國殖民地獨立後，經過連年動亂，居然懷念起當年殖民體系等級森嚴的社會，這反映一個政治不正確的假定，就是「以夷制夷」指導下的文化優越感，似乎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化其他制度上的不公。時至今日，這種特質在管治階層當中完全失去了，對「如何調節大眾對向上流動的期許」、「如何建構能為大眾接受的享有實質特權的精英身分認同」這兩門管治藝術，已不能被特區政府所掌握，結果在重重期許落差下，就是政府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社會也不會穩定。何東花園之值得保留，正是要為那個政府不能言明的什麼，作一個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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